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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曾走过怎样的荆棘之路——由《摔跤吧!爸爸》而想到的

2017年05月24日 09:39   作者:沈慧敏  来源:洞庭云帆网

 

《摔跤吧!爸爸》剧照

  最近,各大影院被《摔跤吧!爸爸》火爆的票房炒得人声鼎沸,我也未能免俗。落座在一片盛赞声中,对《摔跤吧!爸爸》中所呈现出来的关于印度女性的生存现状,颇为关注。正想到此,邻座有位妈妈带着孩子边看边发表议论。可能是孩子感觉到了这位印度爸爸在家里说一不二的绝对权威,还了解到印度女孩普遍暗淡的命运,由此发了一点感慨,妈妈于是安慰道:“他们国家比较落后,和我们不一样。”

  真是这样吗?我侧目望了她一眼,忽尔又觉得自己有些苛责了。其实对于女性群体的暗淡命运,古代中国一点也不逊于印度,只是我们很少能有勇气直面自己不堪回首的过往,她们曾经所受的屈辱,她们心中曾有过的爱恨情仇,大多都湮灭于那悠长无言的岁月中。今天,不妨让我们趁着这股由《摔跤吧!爸爸》携来的女性话题的余热,来聊一聊中国古代的女性命运。

  中国古代女性的角色定位,是由男人确定并为男人服务的。男人就是上帝,男人需要什么样的服务,女性就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她们无论以什么角色出现,都只能是男人的玩偶,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男人生活,命运任由男人摆布。所以就地位、人性等方面而言,古代女性过着非同常人的生活。她们中有一些不但貌美,而且很有才华,如蔡文姬、卓文君、王昭君等,但都难逃古代礼法对她们的束缚。一般来说,她们分别是以妻、妾、妓和婢的身份生存于世,这其中又以妻的身份和地位最高,今天我们暂且以妻为标准,从一个侧面来看看中国古代女性的命运,其他身份女性的命运则等而下之。

  按照《说文·女部》的说法,“妻,妇与夫齐者也”,乍一看似乎夫妻在地位上是平等的。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所谓妻与夫齐,本来的意思是说妻的地位随丈夫而变化。丈夫的地位高,妻子地位也高;丈夫的地位低,妻子地位也低。这恰好说明了妻子对丈夫的依赖性,夫妻地位是不平等的。夫妻地位不平等,表现在夫妻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在此,我们仅选取“婚姻的买卖性质”这个角度来闲话古今,打捞一下那些已沉潜在历史深渊的女性的命运。

  中国古代的婚姻,实质上属于买卖婚,女方实际上是作为财物出让给男方的,一旦婚姻确定,女方即属男方所有,根本谈不上平等。婚姻形式主要表现为聘婚制,它表现为“非受币不交不亲”,带有明显的买卖婚痕迹,聘娶婚的程序包括纳采、 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等“六礼”。“六礼”中,“纳征”指男方要向女方交付一定数量的聘金、聘礼。聘金、聘礼就是女性的身价,女方条件越好,聘礼就越重,以财产多寡而论婚姻成为社会中常见的现象。

  对于公开的买卖婚,历代政府都明确反对,如北魏的法律规定:“卖周亲及妾与子妇者流。”就是说买卖自己的亲人,自己的妾或者儿子的媳妇,都要遭受流放之刑的处罚。唐朝的法律规定,买卖人口作为自己的妻妾,要判三年徒刑。明清的法律条文对买卖婚都制定了一些条款。但规定是规定,民间仍是我行我素,何况公开买卖与隐性买卖有时仅一线之差,很难辨别清楚。

  由于妻子是花钱采购而来,形同物品,所以丈夫就有可能利用妻子保值、生息。如果需要,丈夫可以将妻子典卖,就像处理私人财物一样。丈夫典卖妻子,先秦已存在,历代皆有,流行于宋、元时代,明、清沿袭成俗。唐代孟綮《本事诗》中就记载了“唐玄宗李隆基的兄弟宁王李宪,买下了在他大宅门外卖烧饼小贩的老婆”的事件。

  到了元代,还出现了雇妻这一新生事物。雇妻形同租借,丈夫可以在一定期限内把妻子有偿地租让出去,但仍保持夫妻关系。在合同生效期间,雇主和被雇之妻可以自由地发生两性关系。丈夫不得过问,法律也予以保护。期满以后,妻子要按时回到丈夫身边,恢复正常的夫妻生活。如果雇主与人家老婆日久生情,女方就要斩断情缘。如果雇主只管纠缠,这时候国家就不客气了,就要以犯奸论处。

  据赵翼《檐曝杂记》载,甘肃省男多女少,于男女之事非常看得开。如某人娶妻后不能生子,可以借他人妻子生育,明立书卷,过期后原夫领回。有的外地游客则租妻取乐,当然也要与人家丈夫立下条约,然后就可公开宿在男家,人家丈夫还要避到外面,直到合同到期,丈夫这才还家。需要注意的是,合同到期后,一天也不能多待,即使女方与游客感情甚好,也决不能违约。要想重续鸳梦,就得重订合约。近代闽浙山区,也有此俗,称作“挂帐” 。

  雇妻之事一直到近代都很流行。比如曾国藩手下大将鲍超,年轻时由于生计困难,就曾将妻子雇与他人。后来鲍超在平定洪杨之乱中立下大功,又将妻子赎了回来。用韦小宝的话说,这叫故尺情深。实际上鲍超确有对不起老婆之处,但富贵后仍不忘故剑,也是鲍超可爱之处,不愧深受曾国藩多年教导。

  除了卖与租,还有共享的。这种方法对丈夫更为有利,不但不会失去老婆,挣钱的同时照样能过夫妻生活。在这方面,东北的“拉帮套”最为出名。在东北某些地区,有的家庭生活较为困难,就可以招来无力娶妻的男子,让他做义务工,帮他们养家糊口。当然,活不能白干,这时候老婆就显示出其价值来,通过提供性服务,达到各取所需的目的,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 “拉帮套” 。

  就算到了近代,类似之事也并不少见,这其中最让人难以忘怀的“典妻”故事,就是作家柔石写过的一篇小说——《为奴隶的母亲》。故事发生在民国时期,民妇阿秀为了替丈夫还债和养育久病不愈的儿子春宝,被“典当”给富家传宗接代,为了救治病中的春宝,她唯有忍辱偷生地活着。在为富家生完儿子秋宝后,变成了他们干粗活累活的佣人,遭到冷遇和百般凌辱。当“典当”期满,秋宝又被强行抱走,阿秀无助地回到那个令她爱恨交融的家,就在她苦苦思念着被强行分离的秋宝之时,朝思暮想的春宝却已视她如陌路。

  如果继续展开来说,也许还会有更多让我们大开眼界的事,因为“高手”往往就在民间。我们仅从以上夫妻关系中的一个小切面,就已发现了中国古代女性命运的孱弱不堪,她千百年来的自立自强之路,不可不谓是艰险泥泞、荆棘密布,谁又会说比电影里的印度“小新娘”更幸运呢?今天女性取得的一点点进步,和几千年捱过的那些黑暗艰难的岁月相比,我们不得不庆幸自己如今“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了。新中国经历了从1949年至1976 年的女性的“社会性解放”时期和从1977年至今的“女性意识”和“主体意识”的觉醒时期,经过近20 多年的探索,在走向女人、走向自主的个性化生活方面,中国女性走出了自己的“本土”特色,终于实现了与现代化、与国际社会和国际妇女运动的接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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