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 湘楚记忆>正文

从一篇文章定生死,看文章“含蓄”的作用

2017年03月17日 16:56   作者:袁 鹰  来源:洞庭云帆网

  “含蓄”是写文章一种不可或缺的审美感受。一篇耿直的文章可以要人生命,而一篇“含蓄”文章也许可以让命运柳暗花明。

  南唐词人李煜因一首《虞美人》引来杀身之祸,《虞美人》成了42岁李煜的绝命词。

  李煜的《虞美人》不是从外延来理解认识世界的,而是从自己内心来感受这个世界的,他坦率地表达自己的心情,毫不遮掩,这是他作品成功的地方,也是他生命中止的地方。李煜登基后,沿用北宋年号,每次会见北宋使者都换龙袍为紫袍(官服),变更李璟臣服后周时只除帝号,其他礼仪不变的旧制。开宝四年(971年),李煜下令去除唐号,改称江南国主;次年,又下令贬损仪制,撤去金陵台殿鸱吻,并先后多次上表宋廷,请求直呼其名,以示尊奉宋朝。

  失去尊严的国家总是短命的王朝。975年冬,李煜39岁的时候蒙羞投降,随军北上,在宋都汴梁过了约三年的囚居生活。据《默记》载,李煜入宋后,宋太祖赵匡胤曾派徐铉拜见李煜,李煜对亡国颇有恨意。太宗闻言不悦。

  978年七夕节,后主42岁生日,因为心情郁闷,便在住所聚会后妃,作《虞美人》追思往事、怀念故国,并命南唐故妓咏唱,声音很大,外面都能听到。宋太宗赵光义非常恼怒,又听说李煜的词中有“小楼昨夜又东风”和“一江春水向东流”,更是生气,认为李煜是“人还在心不死”,想复辟变天,诸罪并罚,当晚就赐“牵机药”鸩杀李煜。牵机药,据说为中药马钱子,性寒、味苦,对中枢神经系统有极强受伤力。第二天,绝望的李煜酒后服了宋太宗赐的毒药,酒助药性,一会就引起全身性抽搐、腰不能直起,最后头部与足部相接而死,状似牵机。

  李煜生于七夕,死于七夕后的一天,死时年仅四十二岁,葬洛阳北邙山。在他被俘的日子中始终念念不忘故国,心系故土,从未心归宋朝,终至客死他乡。《虞美人》以问起,以答结,由问天、问人而到自问,通过凄楚中不无激越的音调和曲折回旋、流走自如的艺术结构,使作者沛然莫御的愁思贯穿始终,形成沁人心脾的美感效应。词成就了李煜“词宗”的英名,但那首千古传唱的“春花秋月何时了”的《虞美人》也将他送上了西去之路。李煜用血抒写了自己的绝命词,结束了他“千古词帝”的一生。

  我们在李煜的词里尽管会看到泪水,会看到思念,但看不到恐惧,看不到卑微。李煜柔弱而包容,有水的灵性,所以《虞美人》里他写水写得哪么好。尽管李煜恨别吞声,但你听他的哭声何曾嘶哑过?这就是赤子之音,饱满深宏。

  李煜入宋后,悲伤失意,常与金陵旧宫人写词,心情悲惋异常,难以抑制。李煜死了,噩耗传出后,江南父老许多人都聚巷痛哭。一代词人过早地陨落了。一个处于刀俎之上的亡国之君,竟敢如此大胆赤裸裸地抒发亡国之恨,史所罕见。历史将永远铭记他——“为宋人一代开山”的词人李煜!

  方孝孺是明朝建文帝的心腹谋臣之一,明成祖朱棣“篡位”之后,方孝孺被俘,朱棣为了让普天之下的读书人及老百姓都能认可其“合法性”,想借助方孝孺的名声,请他为自己起草一份“告全体人民书”。哪知,方孝孺坚决不干,就是灭十族也不干。于是,恼羞成怒的朱棣果然灭了他的十族。朱棣的谋士姚广孝恳请不要杀了方孝孺,说杀了方孝孺,天下的“读书种子”就绝了。朱棣不听,坚决杀了他。方孝孺因耿直断送了自己和一家十族的卿卿生命。

  历史上,因为文章或言谈得罪统治者而惨遭杀害的文人,何止李煜、方孝孺,多了去了。可历史上偏偏也有因一篇文章救命的案例。《陈情表》就是一篇救命的文字,以其区区500余字,不仅使李密摆脱了忠孝不能两全的两难困境,救他于危困之中,还意外地改变了他的命运。据说,晋武帝看了他所上的表文,也颇受感动,说:“士之有名,不虚然哉!”

  李密写了《陈情表》没有被晋武帝杀掉,且不仅没杀,也没以其他方式治他的罪。为了表彰他的“诚心”,甚至同意了他先尽孝再尽忠的请求,还赐他奴婢二人,并请郡县(当地官府),供给他赡养祖母的费用,直到他的祖母去世。

  我们平时提倡文章要写得“含蓄”,要委婉曲折,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有话不直说,绕绕弯子,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俗语也说:“隔山打老牛,敲山震虎”;“人贵直,文贵曲”;“文似看山不喜平”。

  李密的“曲笔”,就是迫于某种情势,而不得不抛洒的“一把辛酸泪”。如果他也像李后主、方孝孺那样,直抒胸臆,“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灭十族也不干”,恐怕早就被晋武帝杀掉了。李密不是不想做官,但情势迫使他不想马上做官。“亡国贱俘,至微至陋。”他在精神上、心理上,都还没有准备好。为了达到拖延时间的目的,又不至于引起新主子的怨恨,乃至性命不保,他在《陈情表》中只能采取这种自轻自贱的叙事策略,婉曲地贬低自己,抬高他人,既要陈诉一些真情,也要说一些假话,而说假话的目的,正是为了让那位特殊的读者——具有随意生杀予夺决定他生死的晋武帝,相信自己的真情。李密用心良苦聪明地打着封建道德制高点之一“孝”的旗帜,委婉地妙用皇权也常常利用的儒家的道统“孝”,做立论的基础,巧妙地逃过了一劫。

  也许有人会说:“文如其人,我个性子就是直,怎办?”李密也是性情中人呢。有人说他为人“中正,性方直,不曲意势位。”虽然祖母去世,服丧完毕后,李密以太子洗马的身份到了洛阳,后又出任温县县令,再迁汉中太守,但他并不感到称心如意,经常发牢骚。有一次,还在诗中发泄自己的不满,怨天尤人,终于还是被人(据说是著名文人张华)打了小报告,总之,不久就被晋武帝罢免了官职,回到家乡养老去了。一年后,才63岁的李密死在家中。

  李密还是丢失了“含蓄”,成了哪个时代的牺牲品。

  当然,现在我们已时代不同了,但文章“含蓄”仍然是必不可少值得提倡的写作美学原则。


【责任编辑:王陆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