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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风骨:大师们的清贫生活

2017年06月19日 13:47   作者:寒江雪  来源:洞庭云帆网

  尽管《人民的名义》很热,我却不以为然。我更喜欢阅读民国那些大师们的清贫故事。最令人感慨的是这些学术大师们安贫乐道、逢苦不忧的那种纯粹、素朴的人格追求。

  蔡元培是一位被称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的大师巨匠式人物。辛亥革命后,曾任国府委员、司法部长、教育总长、大学院院长、中研院院长、北京大学校长、北京图书馆馆长等多重职务,可谓“位高权重”。可是蔡先生当官不谋发财,赚钱不为家私,心系国家,广施仁爱,千金散尽。蔡先生常慷慨培植救助青年才俊。一生受惠于蔡先生的人有陈独秀、鲁迅、胡适、梁漱溟、毛泽东等名人,还有他身边工作人员和青年学生。蔡元培晚年旅居香港,生活极端拮据,生病后无钱请大夫,常常苦熬支撑。但是即使如此他仍不忘周济别人。1940年3月3日晨,蔡元培起床后刚走到浴室,忽然口吐鲜血、昏厥倒地。两天后,医治无效,溘然长逝。蔡元培身后无一间屋、一寸土,且欠下千余元医药费。就连入殓时的衣衾棺木,都是商务印书馆的王云五先生代筹,其清贫叫人落泪,叹为观止。

  胡适,一位在中国现代史上多个领域开风气之先的箭垛式人物。他说:“金钱不是生活的主要支撑物,有了良好的品格、高深的学识,便是很富有的人了。”这话可看作是他一生对物质金钱的态度。胡适在任驻美大使期间,有一笔特支费是不需要报销的,但胡适没有动过一分, 全部上缴国库。全家过日子居然要靠借债。当时他经济压力很大, 不得不从各方面节省开支, 连给妻子买东西, 也尽量托人捎带, 以节约邮资。大使卸任后,胡适旅居美国,为生计所迫,他时常要拿着两个纸袋亲自上街去买菜。1962年2月24日,胡适参加中央研究院第五次院士会议时,因心脏病猝发离逝。胡适死后,秘书王志维清点遗物时,发现除了书籍、文稿、信件外,胡适生前留下的钱财仅135美元。

  傅斯年,北大“五四运动”学生领袖,曾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台大校长。一位被称为是“老虎”“大炮”的强势人物。他潜心经营学问,而不善经营家财。他参政不从政,不加入国民党,也不加入共产党。他向来以霸气著称,但也有英雄气短的时候。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因脑溢血病逝。逝世前几天,他曾在一个寒冷的冬夜为董作宾先生刊行的《大陆杂志》赶写文章。原因是想急于拿到稿费,做一条棉裤。他对妻子俞大綵说:“你嫁给我这个穷书生,十余年来,没有过几天舒服的日子,而我死后,竟无半文钱留给你们母子,我对不起你们……你不对我哭穷,我也深知你的困苦,稿费到手后,你快去买几尺粗布,一捆棉花,为我缝一条棉裤,我的腿怕冷,西装裤太薄,不足以御寒。”几天后,董作宾把稿费送到俞大綵手里时,俞大綵捧着装钱的信封,悲恸欲绝,泣不成声。此时傅斯年已命归黄泉,再不需要棉裤了。

  梅贻琦:一位被清华人誉为是“终身校长”的谦谦君子。1955年11月,梅贻琦从美国回到台湾考察创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及台湾清华大学,由于他掌握着数额巨大的清华基金,所以台湾的各县长、市长纷纷接近他,企图趁机捞一把油水。可是他们哪里知道,此时的梅贻琦却因为经济拮据不得不将已62岁的太太韩咏华留在纽约依靠打工独自生活,自己只身一人赴台。当有人告诉梅贻琦“师母在那边生活太苦。必须设法给师母汇钱,或接她来台湾”时,梅贻琦说自己在台薪金微薄,无法汇钱照料。1962年5月19日,梅贻琦病逝于台大医院,享年73岁。梅贻琦生前随身携带一个手提皮包,住院后一直放在床下一个较为隐秘的地方。两星期后,在各方人士监督下秘书将皮包启封。当包打开时所有人都口瞪目呆。原来里面装的是清华基金账目,一笔笔清清楚楚地列着。睹物思人,在场者无不落泪。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与民国这些大师的精神操守一比,今天那些前腐后继的“苍蝇”“老虎”们的种种表现又是何其的卑劣,悖离人性的光辉,为人所不齿,为历史所不纳。这就是我不爱看《人民的名义》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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