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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高考

2017年05月10日 08:31   作者:刘观生  来源:洞庭云帆网

  “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这是著名作家柳青的名言。也是我看路遥小说《人生》中引用的印象深刻的一段话。对世代农家,社会底层的我来说,高考确实改变了我的命运。上学的如烟往事点点滴滴象幻片一样呈现在脑海。

  妈妈每天早晨乌丝光时就起床捡淤、去菜园、做家务,把先天的饭菜炒温后立马叫道:“徕即,快呷,怕迟到呢!”我又三下五去二飞快吃完饭,或迎着旭日或踏着雨路,朝安仁二中(现三中)奔去。

  我家祖籍青岭鹊坪,这是我的出生地和童年少年青年的生活地。后来为她写过不少诗联,其中两联为:“青岭劲松傲寒冬瑞雪;鹊坪祥鸟搏旭日长空。”“鹊登高枝上;坪开盛花新。”

  从青岭鹊坪到二中,要经铺子湾、药湖、枧坪、安平老街一条田埂路加马路或经福主坳、锅坪里、上东司、枧坪、安平老街另一条田埂路,单程6里多。那时爸妈分别已达60岁、56岁,大姐二姐都已出嫁,我最细。集体化生产队按出工工分分配,收入很低,但多出工,多做事,收入相对来说会多些。所以家庭困难的我只能读通学,没有条件读寄学,因为下午回家早和星期天还要在队上岀工,为家里杀草积肥、杀柴、打猪草,多挣点工分。寒冷的冬天,床头放盏煤油灯,身缩进被窝里看书。

  上学时每天风雨无阻来回12里多路。这还不算,因路程远,中午没回家吃饭,有时也带点薯皮充饥,口袋里没钱买食品,只能在学校座位上“午休一餐”。下午上课,肚子叽哩咕噜,等到最后一节课结束,飞一般往家赶。但越走越觉得饿,越冇力,和有些读通学的人一样,见到拖拉机就追爬上拖斗,到点再下来。其实这十分危险,拖拉机在跑,地面是砂石路,上下都有摔伤的可能。下车是有方法的:下车时,手得紧抓拖斗边,跟着车跑几步后,用力一推,才能放手站得稳,否则必倒无疑。妈妈知道后,总会担心地说:“徕即,拖拉机不要爬呢!”

  妈妈对我特别疼爱。她39岁时才得到我这个“秋瓜”,很瘦小,俗名细珠,3岁多才断奶,又说是求观音所得,发蒙读书时学名叫观生。妈妈心疼我在学校挨饿,只要知道隔壁绵椅中午去安平,她就会准备一椒钵饭菜给他带来,辛苦他给我带过多次。二姐夫织笼卖,姐在安平赶场卖笼后给了我5角钱,现在5角钱可忽略不计,而在当时可以吃5碗面条,解决5个中餐。当时读通学一期的学费才16元,我当时学习成绩好,学校给予减免后只缴8元。同班读寄学的爱花同学,还硬给我端过两三次中餐,虽然很不好意思,但心里还是很感激。我的钢笔坏了,顺娥同学给了一支笔,我同样感激。为了买一支钢笔,经妈同意,我把爸爸几十年来一直留在箱底唯一的一块银子花钱,拿到信用社换得两块钱。事后爸爸虽然难舍,但也没办法。

  记得我是1968年在青岭刘古祠学堂启的蒙,班主任是何若娇老师。是也在这里上学的二姐秀凤带我报的名,每期学费1元。至1976年在青岭五七学校初中毕业。任课老师有李久荣、张家连、何广庭、李发香等,同学有刘秀群、刘家富、刘正义、张发秀、张发妹、刘贱群、张万保等。这期间学业成绩优秀,各科都在90分以上,语文作文一直名列前茅。一直任班干部,每次都获评“红小兵”、“三好学生”和学习竞赛奖,同时为学校宣传队员,到队上搞政治文艺宣传。初中时还担任我们生产队政治夜校辅导员。

  那时高中与初中小学一样,要学工学农。在学校农场——张古东风农场种烟作豆,一搞就是一整天,有时达到一个星期甚至10多天。吃在农场,住在农场,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与工农业生产相结合。

  1977年,我国面临的是一个政治僵化、经济困难、教育断层的百废待兴局面。8月,刚刚复出的邓小平主持召开了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以恢复高考制度为全面改革的突破口,变“文革”中的“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十六字招生办法为“文革”前的“统一考试,择优录取”。放宽了年龄和职业要求,并决定在当年底就举行“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这是粉碎“四人帮”后教育事业的一件大事,震动了整个教育界,牵动着亿万家庭,让全国多少个这些年被耽误了的有志青年重新看到了上大学的希望和曙光。

  这也令我这个78年就要毕业的学子心潮起伏,跃跃欲试,认为自己赶上了时期。与爸妈商量后,决定78年最后这一学期住寄学,爸妈更要辛苦了。我在30班,班主任卢宝卿老师,教政治,他的粉笔字潇洒飘逸快捷。历史老师张务渥,他治学严谨,学识渊博,纪律要求很严,同学们都怕他,很多学生受过他严厉的喝斥,特别是学习成绩差又不守纪律的人,更象老鼠见到猫。但他对我显得和霭关心,我现在还很怀念他。2016年4月6日,我深情地写过一首怀念他的诗《七绝·怀念恩师张务渥》:“老骥奋蹄耕校务,学养似海三字歌。严师善诱真经渥,省特西席赞誉多”。(注:《三字歌》,为其自编的《中国历史三字歌》;省特西席,为湖南省特级教师)。地理老师侯得才,他也很关心我,帅气的数学老师徐长麟深受同学们的喜爱,语文老师吴道成等等。都是一批有真才实学和教学经验的拔尖优秀教师。

  我的文科成绩一直都好。张务渥老师两次把我的作文作为范文张贴在学校长廊处的栏里,并还要我为学校出黑板报。学校为了应对高考,发挥所长,因人施教,决定文理分科。当时4个班,分为文科班30班,理科班31、32、33班。学校根据当时的形势和招生情况,倡导和动员学习成绩较好的都去理科,次一点的和想学文的去文科,自愿报名,学校决定。当时我很纠结,按爱好和长项我应学文科,几个成绩好跟我又要好的同学如家富等去了理科,我也就报名理科。这时张务渥老师不同意了,他说:“我们虽然只办一个文科班,但也想出人才,不能白办,你要留在文科”。就这样决定了我学文科,也使我纠结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我还在原来的30班。同村的刘正义为班长,我接任傅长安的学习委员。文科学习成绩好的有颜二生,卢德发,刘爱花等。文理分科前后的同学还有周日华、龙侠、彭学斌、唐慧玲、段美莲、彭宗安等。张务渥老师教书循循善诱,其所编写的《中国历史三字歌》,读来朗朗上口,简明好记,我背得很熟,至今还能记起。记得开头和中间有些是这样的:“有巢氏,原始群;蓝田人,在陕西;北京人,住周口;丁村人,晋襄汾……二零六,建西汉;公元八,王莾篡;……绿林起,赤眉继,铜马军,势甚急……”平时历史、地理和政治考试分数,我基本上是第一,如今,我还保持这方面的兴趣。在那个书籍很少单调的年代,我也爱看小说和上新华书店,借看过《敌后武工队》、《铁道游击队》、《艳阳天》、《林海雪原》、《金光大道》、《山乡巨变》等,想办法买过几本连环画图书。我甚至被推荐为通读《毛泽东选集》的典型,至今我还很爱惜和收藏书。

  住寄学了,更感觉到校园的温暖,同学老师的情谊,岁月的激情燃烧。同一个教室里上课,同一个盆子里分饭,同一个寝室休息,家里带来米粉薯皮时互相分享,同在校畔的永乐江沐浴洗衣,散步欣赏落霞余辉。同时,也明显感着到恢复高考所带来的动力,老师更给力了,学生更用功了,树林里,路灯下,休息时,抢抓看书的场景多了。校园里每天都能看到刻苦学习的身影,每个人都是手里拿着课本,嘴里嘟嘟囔囔地小声发音。特别是那些66、67、68届等有志参考的社会青年都往学校赶,或插班复习,或找老师辅导,或寻补习班。补习班,个个都瞪大眼睛,听得认认真真,手里不停地笔记,是通向大学梦想的捷径之路。如后来考入西南政法学院的陈光龙就插在我班复习……

  1978年7月20日,这是当年全国统一高考的时间。7月20-22日,工农商学兵来自不同行业的年轻人走进考场,他们中间有些人已经结婚生子,年龄最小的只有十几岁,最大的30多岁。如后来与我成为大学同学的曹思宗、窦承美、周正珠、彭益民,年龄比我大10岁左右,都是几个小孩的爸爸了,或为大队干部,或为民办老师,或为退伍军人。何晓明也为社会青年,李初春为安仁籍最小的同学。班上年纪最大的为钟维英大姐,当时年龄己32岁,最小的为肖泽忠、钟敏等,15岁多。他们和我一起经历了这辈子都难忘的三天。那一代人兄弟姐妹同时考上大学并不新鲜,据说还有父子一起考上的呢。我们的同学中就有一对年龄相差较大的同一村子的族兄妹胡岳龙、胡一平,后来我为此在微信写了一首诗:“他在村头里,我住村那尾。都在石燕村,共饮一江水。同考大学班,兄妹才知己。历史波折生,亦悲亦有喜。一村出两才,万里难挑几。”同学们都给点了赞。

  1978年4月教育部决定,当年高考在上一年各省命题的基础上,全国统一命题,夏季招生。为了指导各类考生复习应考,教育部编写了《一九七八年全国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复习大纲》。要求,“各单位根据生产、工作情况,为考生创造必要的条件,积极热情地组织和支持考生进行复习”。关于考生的“政审”问题,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摈弃了出身、血统、关系、户口等不公平因素,重塑了社会的公正,受到广大考生和家长的衷心拥护。同时,国家为了多招人才,把当年考生的年龄放宽到30岁。大龄青年工龄到一定年限的可以带工资读书。这一政策解除了许多大龄青年、特别是那些已婚拖家带口的高龄考生的后顾之忧。

  犹如久旱逢甘雨,在那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不知有多少个梦想上大学的青年度过了一个又一个不眠之夜。他们白天在其它岗位或农田里干活,利用每一分钟休息时间偷偷看书,晚上则是挑灯夜战,复习荒疏了很久的数理化和历史地理知识。在那个连看书都不容易的年代,很难找到复习资料,过去老师教的那点数理化早就随着汗水滴进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了。

  又盼望又紧张的7月20日终于来了。 这天是大晴天,也是湘南闷热高温的季节。许多同学在做最后的“临阵磨枪”。我放下复习资料,收拾好准考证和笔,随开考铃声来到了隔壁教室考场。三天的考试除了历史考得满意外(后来知道得了95分,为整个二中考场最高分),其他每科因不平静的心都未发挥好,都有失误,后悔不已,比平常考试差多了。考试结束后,感觉自己脑子空了,但又总回想那些会做而失误的考题,张务渥侯得才等老师关心与我交流后,也留下遗憾的神情。

  考试后的一段日子是最迷茫的,心里七上八下。老是回忆做过的题目,也估算能得多少分,那些对了,那些错了,那些对了多少,判题的会给多少分,在田里做事的时侯也在想这事。填志愿的时候,我第一志愿是西南政法学院(现西南政法大学),看来是没有希望了,谁叫自己失误呀,又责备自己了。陈光龙插到我班上复习,平时考试只有数学比我好,其他各科分数都没有我高,可人家高考就是发挥得好,己被西南政法学院录取。而我虽说上了分数线,但第二次填志愿的录取通知还未接到,等得很久心焦不安。当然按当时的考前要求,我也作好了“一颗红心,两种打算”。

  妈妈也天天听着家里的动圈喇叭,看有没有大队的广播通知。也许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这晚妈妈做了一个梦,己故的爷爷告诉她:“徕即考上了,通知来了”。第二天妈妈把得梦的情形告诉了我,我也没作声,结果第二天上午11点钟左右,录取通知真的来了,是学校管行政事务的张家卫老师送到我家的,我当时还在田里做事被叫回来,爸妈喜上眉梢,我倒显得平静,但落下了悬着的心。湾里的不少人围了过来,祝贺夸赞,沸腾相告。舅舅、姨娘、姐夫姐姐等亲戚闻信后也很高兴。在众人的热情催动下,还办了几桌酒席。在当时,一个农家苦孩子能考上大学,在湾里村里是一个不小的震动。

  那一届我们都确实没考好。整个二中应届生四个班200多学生只考取了两人,成了那届命运之神眷顾的幸运儿。学校领导和老师也黯然伤神,不得其解,而积累太多人才的社会青年考得多些。77、78年高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是中国乃至世界高考史上的一个奇观,空前绝后。当时的录取率也极低,只有百分之五。“天降大任于斯人”,30年后,政界商界学界的许多领军人物都是77、78年高考上去的。2016年10月8日我与秀华在回忆那时的往亊时,我笑赠秀华学弟嵌名联:“理科一秀升雅礼;文史独华踞仁城。”这也包含着自嘲。

  会做木工的细姐夫专门给我做了一个装衣物的木籍,姐姐把出嫁时的被子也给了我,并添制了一套新衣服,不要在入学后显得太寒酸。入学时,大姐夫细姐夫一起帮我挑着行礼送到安平汽车站,我搭上汽车,在耒阳转上火车开始了人生的新旅途。

  那个年代,许多青年人的人生转折点,就在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从此走上了一条崭新的未来路。38年过去了,我们一路风雨兼程,爬坡过坎走过来了。在记忆的回廊里,许多人值得珍惜,许多事值得回味,许多风景值得留恋,当年上学特别是高考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仿佛还能听到在考场时砰砰的心跳和沙沙的笔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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